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董兴生 成婧

　　从人民警察到故意杀人犯，十来年了，47岁的陈绍红还是没能接受这个现实。

　　让他命运陡转的事件，发生在1996年3月。那时，他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镇龙派出所副所长。在一次抓赌行动中，三名民警鸣枪示警，一名赌徒中弹身亡。

　　“我不确定是不是我击中的。”陈绍红说。三年后，他被横县人民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。最终，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、剥夺政治权利2年，罪名是故意杀人罪。

　　陈绍红觉得委屈：法院认定其在现场开了两枪，但一直没有出示第二枚弹头；一些目击者称他开了两枪，但陈绍红认为，有的证言前后矛盾。

　　“1999年8月下旬，我举报局领导受贿，9月7日，我被逮捕了。”陈绍红一度投书媒体，猜测两件事之间存在联系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，事实上，针对此次事件的专案组至少在当年2月已启动调查。成立专案组的原因是，陈绍红与死者家属都在不断上访，惊动了上级。

　　横县公安局时任副局长何平告诉记者，1998年，县局出于保护民警的考虑，为解除取保候审的陈绍红重新安排了岗位。如果他不向上级要求官复原职，也不会引起调查。

　　“其实，我们找到了他开了两枪的证据。但是，这个不能说。”专案组成员刘密(应要求化名)透露，案件侦办没有问题。

　　鸣枪后有赌徒中弹

　　1996年3月13日，陈绍红带队赴横县镇龙乡上白面村执行抓赌任务。两个月前，他刚被横县公安局评为“十大破案能手”、“优秀所长”。

　　陈绍红当警察时已是28岁。此前，他做过4年民办小学老师，还在镇龙乡计生站干了6年。1995年，也就是入警第二年，陈绍红出任镇龙派出所副所长。

　　当天一起执行任务的持枪民警，还有镇龙派出所的黄世旺、周兴实以及镇龙林场派出所的谢永华。另有4名治安队员、两名警校实习生参与行动。

　　下午3时，他们到达任务指定的黄姓村民家。推开大门，正前方是一间坐西朝东的大厅，北边有一间厨房。几个村民正在大厅打麻将赌钱。

　　“我们喊：‘不许动，我们是警察！’他们知道公安来抓赌，都想往外冲。”陈绍红回忆。这时，有民警朝天空鸣枪示警，陈绍红也开了一枪。他们用的都是五四式手枪。

　　一些村民随即躲进厨房。紧追的民警发现，厨房另有村民正在饮酒，两拨人混在了一起，有人开始跑向与厨房相通的两间厢房。现场一时有些混乱。

　　根据事后现场勘查记录记载，这间厨房面积不到14平方米，一个长近两米、宽近1米的灶台挨着北墙。灶台最北端，有一根烟囱沿墙直通瓦顶。

　　追入厨房的陈绍红没有想到，从他跨进厨房的那一刻起，一项罪名正向他走来。

　　3年后，判决书所还原的现场是：谢永华朝厨房瓦顶开了一枪，接着追赶一赌徒进入较大的厢房，随后退出厨房；黄世旺则追入另一间厢房，爬到炕上。只有陈绍红在厨房内。

　　“砰！”陈绍红回忆，他在距厨房门口约1米远的地方鸣枪示警。判决书载明，这一枪，是“向厨房内烟囱方向斜开一枪”。

　　悲剧拉开了帷幕。一名叫梁必钦的村民正好在烟囱附近的灶台边，他当时正要踏上灶台。

　　多名在场人士在笔录中证实，陈绍红开这枪前后，他们听到了不止一声枪响。

　　梁必钦倒地了。“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。看到人倒了，我就叫蒙桥生去铐他，然后我向外走。”陈绍红说。

　　当时，蒙桥生在镇龙派出所实习还不到一周。按照其笔录的描述，他拉起梁必钦，但手一放，梁又倒下去了。接着他发现，梁必钦前额有个伤口，但人还能呼吸。

　　“我有些心慌。那时听到不止一声枪响，我不知道是谁的子弹击中梁必钦。”陈绍红说，随后，他给梁必钦的伤口敷烟丝止血。

　　黄世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当时现场混乱，事隔17年，他已经记不清细节，“应该去查阅案卷”。

　　但在案卷中，对梁必钦倒地前的细节，陈绍红、赌徒及其他民警之间说法不一。有人说，陈绍红只开了一枪；也有人说，陈绍红开了两枪，第二枪击中梁必钦。

　　关于开枪数的争论持续至今。但大家都认同的是，梁必钦倒地时，单看站在厨房内的持枪者，只有陈绍红一人。

　　梁必钦在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。陈绍红称，村民后来越聚越多，不准他离开，“他们认为是我枪杀了梁必钦”。

　　“找不到弹头，证据经不起历史考验”

　　陈绍红被指认为凶手。不过，从1996年开始，那枚击中死者的弹头一直没有找到。

　　彼时在横县公安局当民警的冯伟，难以忘记“救援”陈绍红的场景：“现场村民情绪激动，陈绍红被困了几个小时，身上还有枪。万一起了冲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　　19时，冯伟与时任副局长何平、卢东隆等人一起赶到上白面村。同时前往的，还有县政法委领导及横县人民检察院的刑检科副科长、法医。

　　何平向记者证实，现场气氛紧张，有人想把警车推进沟里，还有人点起火堆，不让警车离开。

　　何平、卢东隆事后分别在一份《情况说明》中提及，为了缓解群众情绪，卢东隆当即叫陈绍红交出手枪，并给他戴上手铐，将其带上汽车。

　　按照二人的说法，上车后，陈绍红承认自己击中了梁必钦。

　　陈绍红如今对此否认：“我在厨房只开了一枪，不知道有没有打中。所以，在车上我没有承认。”

　　在围困的人群之外，民警正询问目击者，试图还原现场。黄某进等4名案发时在厨房饮酒的村民，当晚指认陈绍红在厨房“开了两枪”，且第二枪击中梁必钦。

　　紧接着的3月15日，村民黄某仲描述得更详细：“我见陈绍红一举枪就响了，梁必钦额头上的头发像被气浪猛吹了一下……”

　　至于陈绍红开枪的次数，黄某仲称“实在不清楚”。

　　第二天，陈绍红被送往县公安局停职审查。3月28日，他在笔录中承认自己“开一枪”，梁必钦“刚好面向我脚踏灶台、往上一蹬，被我开枪击中。”

　　“民警说，这是做给群众和领导看的，不会处理我，因此要我配合承认击中了人。”陈绍红今天同样否认此间细节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这份笔录为“询问笔录”而非针对犯罪嫌疑人的“讯问笔录”，每页只有陈绍红签名而没有手印。陈称，该笔录是2000年在横县人民法院复印的。

　　公安局法医也在案发当晚进行了尸体勘验。死者在前额偏左、后枕部各有一处创口，形成贯通伤，颅骨碎片内板可见弹丸金属碎屑粘附。

　　何平还指挥5名公检干警，在厨房距西墙170cm、南墙70cm的地面发现了一枚弹壳，并在距烟囱7cm的北墙上提取到一枚弹丸。

　　时隔8个月，这些物证被送往自治区公安厅进行枪弹痕迹鉴定。结果显示，弹头完整，但由于发射后碰撞到某些物体致使膛线痕受到损害，失去鉴定价值。而弹壳确系陈绍红开枪后留下。

　　这意味着，陈绍红在厨房内开了一枪。至于这枪是否击中死者，尚不可知，因为这枚弹丸完整，而击中死者的弹丸已不完整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12月19日，陈绍红因涉嫌过失杀人被逮捕。

　　案件到了县公安局的预审环节。这时，分管预审的时任副局长梁立轼发现，已掌握的证据并不充分。

　　梁立轼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案发现场是不到14平方米的泥瓦屋，打进子弹应该很容易留下痕迹，“如果能拿弹头痕迹与手枪对照，很容易知道是谁开枪。”

　　“但是1996年没找到击中死者的弹头。所以我说，认定陈绍红开枪打死人的证据不确凿，经不起历史考验。”梁立轼坦言，他要求民警继续勘查、寻找弹头。

　　梁立轼还有另外一个疑惑：如果陈绍红站在距厨房门口一米的位置，梁必钦站在灶台前，子弹似乎难以从其前额进、后枕部出。

　　公检法联合办案重新调查

　　1999年，梁立轼退居二线。此前，他看过一次补充勘查的材料，民警依然没有找到击中死者的弹头，“证据经不起历史考验，以后事就多了”。

　　1998年2月，陈绍红被解除取保候审，隔了几个月即被调往另一派出所当警察。他只在看守所呆了48天。

　　这次“恢复自由”，产生了不同的解读。陈绍红认为，自己不是凶手，应该官复原职。

　　但按照何平的说法，1996年案发当晚，县局就可以确定陈绍红涉嫌杀人，“但是，我们不想处理他，想保护我们的民警”。

　　1999年9月，陈绍红被重新逮捕。

　　他坚称，这是因为自己8月下旬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领导受贿，因此迅速遭到了报复。

　　但是，多名警方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陈绍红被重新逮捕，与上级要求横县政法委组织公检法成立专案组有关。

　　何平说，当年，陈绍红要求恢复所长职务，不断向上反映遇到错案；而死者家属发现陈绍红还在当警察，也向上表达不满，“双方都告得很厉害，上级责令我们查办。”

　　“原本安抚好死者家属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但是陈绍红不服，还想当官。我们是保护他的，他不领情。”他说。

　　专案组成员刘密也觉得：“如果陈绍红不向上级公安告状，本来都没人管他这个案子了。”

　　调查是1999年2月5日重新启动的。当天，何平率领县公安局民警，“会同检察院、法院的同志依法对陈绍红开枪事件的中心现场进行重新勘查”。

　　据记载，这次勘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。之前，警方1997年4月曾进行重新勘查，并在厨房灶台前提取到一枚弹壳，但因生锈而失去鉴定价值。

　　对弹壳的最新一次发现是1999年3月。发现弹壳的地点是住宅大门的东北墙角，经鉴定为陈绍红击发。报告没有记载弹壳的提取时间。

　　虽然没找到击中死者的弹头，但重新询问证人随之开始。县政法委副书记一度直接作为询问人。

　　较早被询问的，是持枪民警黄世旺、谢永华。与1996年一样，他们坚称死者中弹时正在厢房，且鸣枪示警的方向是朝瓦顶。

　　案发时站在陈绍红身后的治安队员覃正怀，则把陈绍红射击位置描述为“站在灶台的后面”。

　　随后，黄某进、黄某凡，这两名在案发当晚指认陈绍红第二枪击中死者的村民，共同补充了一个细节：陈绍红在开第二枪之前，先移动一两步到了灶台角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覃正怀、黄某进及黄某凡此番所称的射击位置，均比陈绍红原称的站位，离死者更进一步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1996年警方笔录中，村民并没有说陈绍红射击时移动了位置，该说法至迟出现于1997年2月。彼时，陈绍红刚取保候审，村民黄某扬在接受死者家属代理律师的询问时，称陈绍红一进门就朝梁头部开枪，一枪不中后，“更凶地向灶台前进一步”，又对梁头部“猛开一枪”。

　　如这一细节属实，梁立轼关于射击角度的疑惑则可以解开。

　　这一说法1999年出现在更多证人的笔录上。3月，蒙桥生称，陈绍红先开了一枪，后来“他又转移到大锅灶台后的位置上”，再开了一枪。

　　4月，黄某仲称，陈绍红开完第一枪后，就“走过我左手边的灶背处，右手拿着枪指向灶角方向又开了一枪”。

　　这与他们在1996年的说法并不一致。1996年，蒙桥生仅称陈在厨房开了一枪，黄某仲的说法则是“因我害怕心极度惊慌，到底他(指陈绍红——记者注)打几枪，我实在不清楚”。

　　关于蒙桥生对枪数、位置等说法的变化，刘密认为，这是蒙桥生1996年没说实话。

　　专案组成员称有不能公布的物证

　　蒙桥生、黄某仲的证言在1999年11月被横县人民法院采信。尽管庭审时，陈绍红提出二人1996年、1999年的说法前后矛盾。

　　令他更不解的是，击中死者的弹头，至今依然没有找到。

　　最终，横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陈绍红有期徒刑10年、剥夺政治权利2年。二审维持原判，且没有开庭审理。

　　此前，横县人民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。不过，死者家属的诉讼代理人认为定性错误，应定故意杀人罪。

　　判决书最终认定，陈绍红在执行取缔赌博活动公务中，明知枪支的杀伤性能，明知在不足14平方米的厨房内既有参赌人员亦有一般群众的情况下开枪示警，有可能伤人或死人的后果发生，但其采取了放任态度，违反《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》，开枪示警，造成了他人中枪死亡的后果发生，其行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，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

　　“故意杀人通常必须有动机，可陈绍红本身就没有这个动机，他连死者都不认识。”梁立轼对定性有些不解。

　　按判决书认定的事实，陈绍红见有人乱窜，便向厨房内烟囱方向斜开一枪，又迅速移到灶台背后大房与二房之间的位置向灶台方向斜开一枪，刚好击中踏上灶台的梁必钦。

　　陈绍红对此不服：“既然认定我在厨房开了两枪，为什么只提取到一颗弹壳？”他称，法院采信的证言里，对开枪次数也没有一致的说法。

　　对于击中死者的射击位置，陈绍红说，覃正怀曾在开庭前写了一份说明，称陈的射击位置是在厨房门口，而非自己笔录所言的灶台背后，“但法院认为，覃正怀已向公安机关作了陈述，故没有采信。”

　　“我到现在我还心疼，心里一直放不下。”覃正怀告诉记者，1999年核对笔录时，他向民警提出了这点错误，“但对方说不用，说公安局是保护陈绍红的，不要紧”。

　　但是，当事民警向记者否认了这一说法。

　　何平、刘密均表示，经过多方了解，现场只有陈绍红的位置可以击中死者。

　　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庭审不出示枪击位置图？其他民警自称所在的位置，有没有提取到相应的弹壳、弹丸？”陈绍红提出疑惑。

　　他称，据他了解，有两名村民看到了某民警在厢房内朝梁必钦的方向射击。

　　但这没有改变法院对陈绍红的定罪量刑。2001年，陈绍红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申诉被驳回。

　　2005年12月，陈绍红假释出狱。2008年，假释考验期满，他开始向多个部门反映情况。

　　但因地区调整，负责终审的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撤销。事隔近10年，当初的办案人员大多也调整岗位、退休或去世。

　　2012年8月，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了陈绍红的刑事复核申请，并为其做了笔录。时隔一年多，检方人士告诉记者，该案目前还处于内部初查阶段，尚未立案。

　　而在当年的案发现场，房屋已无人居住，目击者大多外出打工。死者的弟弟告诉记者，他们家后来分好几次获得了赔偿。

　　一些认识陈绍红的民警依然有些可惜：他工作勤恳，但是“个人英雄主义比较浓”，当时不应该开枪示警。

　　尽管时过境迁，但对于陈绍红而言，这件事成为他的心灵包袱。他说，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，把公民的疑问彻底搞明白。

　　刘密告诉记者，该案经过专案组内部讨论，不是一两人说了算的，“退一万步，就算公安错了，难道检察院也跟着笨蛋？”

　　他称，专案组其实已找到击中死者的弹头。“如果打一枪，可以认定过失致人死亡；他打了两枪，还有什么话说？但是，哪一枪打中他的头部，这个保密。”

　　“我不让他知道我们找到了弹头，我为什么要把案情告诉他呢？法院也不讲。”刘密表示，嫌疑人应该把作案过程如实交代，但公安可以讲也可以不讲，“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把案情都告诉你。”

　　“如果案子搞错，我们要负法律责任，这是永远追究的。”刘密说，2011年，上级曾就此事成立工作组，但是没有发现问题。

　　本报南宁11月10日电

(原标题：消失的第二枚子弹头)